□ 陳軍亞 姜修海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覆蓋城鄉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治觀念。”通過“法律下鄉”下沉法律服務是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的內在要求。而鄉村法律服務要取得明顯的治理實效，需要實現法律資源從外在的服務供給到內在于基層治理體系的轉變。

鄖西縣地處鄂西北邊陲地區。過去，這里經濟落后、治理困難，村民法律意識淡薄。近年來，該縣探索實施“法律服務再下沉”計劃，通過構建法律服務平臺、職責、渠道、保障的“體系化下沉”模式，將法治融入基層社會治理，為滿足群眾法律需求、維護社會穩定、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振興夯實了社會基礎，也為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做出了有益探索。

(資料圖)

直面“政府送法”與“治理用法”之間的差距

為提高社會法治化水平，各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送法下鄉”探索實踐。從效果看，“政府送法”與“治理用法”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尤其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難以滿足在法治軌道上推動鄉村振興，為鄉村振興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要求。近年來，鄖西縣大力開展“法律服務再下沉”活動，通過推動法律服務“體系化下沉”構建常態化法治體系，建設法治鄉村。

一是平臺下沉。即建立鄉—村—戶三級法律平臺下沉體系。整合全縣律師資源，在多個鄉鎮建立律師工作站，在數百個村（社區）建立律師工作室，通過“互聯網無人律所”“法治自助超市”等建立家戶自助服務平臺。將經驗豐富的律師和服務資源優先配置到信訪突出、糾紛頻發、法治稀缺的鄉村，建立“法治平臺與法律需求相匹配”的服務體系。

二是職責下沉。梳理民眾法治需要和鄉村治理的法治需求，分類制定律師職責清單。必需的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及具體工作機制等進入常態職責清單，縣、鄉、村三級月度綜治例會集中梳理的突出矛盾、應急性突發矛盾等進入接單職責清單，由駐村律師一對一、點對點提供入戶法律服務。

三是渠道下沉。即瞄準群眾法治需求，精準拓展下沉渠道。發揮駐村律師在糾紛調解、法治預檢上的作用，為村集體、合作社、家庭農場、個體戶、弱勢群體等提供決策建議、合同審查和討債追薪等幫助，將法律服務渠道延伸至一家一戶。

四是保障下沉。即為下沉的法治體系提供常態工作保障。鄖西縣成立律師行業聯合黨支部，由司法局下沉人員擔任黨建指導員，確保全體律師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縣財政為駐村律師提供工作經費保障，激勵律師專心投入鄉村法治工作。

推行“法律服務再下沉”的實踐成效

鄖西縣開展“法律服務再下沉”的實踐探索，聚焦民眾生產生活上的涉法問題和難題，實現了法治有效覆蓋。

一是法律護航，擰緊產業發展安全閥。“法律服務再下沉”為鄉村經濟組織常態化開展“法治體檢”，參與產業決策、項目論證、合同審查等涉法涉訴服務，確保產業安全發展。

二是融法于治，建立矛盾化解節制閘。駐村律師進村兩委聯席會、村民代表會、灣組會等，為村組決策提供法律支持，有效融入基層治理體系。

三是精準普法，構建生態安全保護圈。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區，依法保護一江清水是鄖西擔當的政治責任。鄖西縣將生態保護納入法律服務再下沉內容，駐村律師通過參加院落會、培養“法律明白人”等將生態普法帶入群眾生活，有效提升了群眾生態保護意識。

四是寓教于法，塑造文明鄉風傳播器。法治教育重在以法律知識的傳授實現民眾知法、守法、用法、信法。鄖西駐村律師圍繞《民法典》《鄉村振興促進法》等法律法規開展法治宣講、傳遞法治聲音，弘揚鄰里和睦、尊老愛幼等傳統美德，有效促進文明鄉風建設。

五是法治預警，打造民眾生活守護網。當前城鄉居民財產安全風險日益突出。鄖西駐村律師通過進村入戶宣傳反電信詐騙、非法集資風險防范知識并提供法律援助，有效增強了民眾的法律風險防范能力。

開展“律師服務再下沉”的經驗啟示

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服務群眾“急愁難盼”，實現常態化法治供給。律師下鄉普法、法治資源下移等舉措并不鮮見，但如果不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容易滋生形式化的“有法無治”，導致社會穩定風險仍然積壓在基層一線。鄖西縣通過法律服務再下沉，實現了律師與群眾直接溝通的雙向互動法治體系，破解了群眾法治需求困境和政府依法治理難題。

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明確法律服務責任，構建長效法治機制。法律下鄉的力量、責任和內容等，構成法治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因素。鄖西縣明確駐村律師為法律服務主體，對照群眾法律需求制定職責清單，輔之以制度化、動態化的監管和保障措施，積極推動法律服務長效化。

社會治理法治化要激發內生法治動力，建立長效服務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關鍵在于，立基于社會內生法治需求，構建社會內生需求和政府外部供給相銜接的法律服務體系。鄖西縣正是基于過往復雜的信訪矛盾，政府行政壓力大等內生問題，激發了建立長效法律服務體系的內生動力，從根源上減少了信訪增量、化解了信訪存量。

社會治理法治化要將法律服務融入基層治理體系，實現法治常態化治理。有效提升社會法治水平，需要改變法律下鄉更多服務于“法”而非服務于“治”的狀態，促成“法律進村”轉變為“法治在村”，通過構建常態法治體系，將法律服務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大局，通過法律下鄉服務于治，實現社會法治的常態化治理。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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