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見習記者 李楊

12月20日中午，一封裝滿申訴材料的郵件從桂林寄往最高人民檢察院。

此前，曹余華一家分別向桂林市象山區人民檢察院、桂林市人民檢察院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申訴，要求批捕拐騙兒子的犯罪嫌疑人秦燕紅，均得到“已過追訴時效”的答復。

曹余華一家表示，他們會堅持申訴維權，直到秦燕紅受到法律的懲罰為止。

被拐32年的兒子“回來了”

2020年5月26日，曹余華和妻子李晶帶著女兒曹縈，在桂林一派出所見到了被拐近32年的兒子。與其他認親場景不同，當事雙方沒有抱頭痛哭，都比較冷靜克制。32年的時間，以前那個叫曹靜的嬰孩已經32歲，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就生活在離桂林市區不遠的陽朔縣的農村。

2020年5月26日，曹余華與兒子曹靜第一次見面桂林警方官方圖片

曹余華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天，1988年1月9日，化名為“莫梅芬”的秦燕紅以保姆身份應聘到他家照顧孩子，第二天就借著帶孩子外出的名義將5個月大的曹靜拐走，再也沒了音信。

夫婦倆報警后，1988年1月21日，桂林市公安局發布《協查通報》，并附有曹靜的照片和保姆的畫像。照片中，曹靜穿著棉衣，肉乎乎的小臉上嘴巴微張。

桂林市警方發布的《協查通報》，受訪者供圖

近5個月的瘋狂找尋未果，1989年6月3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開具證明文件，稱“5個月的小孩曹靜于1988年1月10日被犯罪分子拐走，至今尚未破案，下落不明”，并備注道“此案已立為大案偵破”。

32年來，他們在報紙上登過尋人啟事，在“寶貝回家”尋子網上發布了尋子信息，還在公安部建立的失蹤兒童DNA數據庫里登記了信息，卻回音寥寥。

2020年5月，曹余華留存的血樣與桂林市陽朔縣一村民血樣DNA比對數據相符，為父子關系。當年5月26日，曹余華見到了32歲的兒子。不久后的六一兒童節，桂林警方特意在微博上發布曹家認親的消息，稱一個橫跨32年的尋親故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桂林市公安局在尋親結束后發布的微博截圖

然而，多年的遠離、觀念的隔閡，一步步打破了“圓滿”的假象。因為曹靜在農村沒有好的教育環境，高中沒有念完，曹余華一家曾想在教育方面彌補曹靜，希望將曹靜的兩個孩子接到桂林讀書，但被曹靜拒絕。

而去年8月，曹靜在得知父母堅持起訴“養母”之后，拉黑了曹余華他們，并前往外地打工。

“我和母親再沒有和哥哥聯系，只有父親還偶爾聯系他。”妹妹曹縈告訴極目新聞記者。

對于曹縈而言，哥哥的“回歸”仿佛另一種遠離，讓父母再一次受傷了。

堅持起訴兒子的“養母”

2021年12月1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顯示，經查明，秦燕紅在明知自身無法生育的情況下，利用為曹余華、李晶夫婦做保姆之際，將其五個月大的兒子曹靜抱回家中撫養。雖然秦燕紅涉嫌拐騙兒童罪，但自治區檢察院支持象山區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決定，認為“本案發生在1988年1月10日，應當適用1979年刑法關于追訴期限的規定，從1988年案發至2020年案件告破，時間過去32年，且案發后無法確定犯罪嫌疑人，未采取強制措施，已超過追訴期限”。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發出后，自治區檢察院檢察官在與曹余華溝通時表示，希望曹家能體諒曹靜的感受。

在2020年12月30日檢方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后，曹家人開始了維權之路。

父親老了，母親因病致殘，“心疼母親”的曹縈擔任了維權中的主要角色，“我們一家人一開始就達成了共識，對維權非常堅定。”自從開始維權，曹縈一邊代表父母申訴，一邊在社交平臺呼吁。

2021年4月28日，他們收到了桂林市象山區檢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稱“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不批準逮捕秦燕紅。曹家不服繼續向上級檢察院申訴，8月6日，桂林市檢察院認可了象山區檢察院的決定。8月11日，他們又向自治區檢察院提交了申訴材料，近日也得了相同的結果。

桂林市象山區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每次接到通知書，他們都備受打擊，特別是母親李晶會“睡不著”。“最難過是4月28日那次，現在要好些了。”

曹縈表示，她會堅持下去，直到秦燕紅受到懲罰為止。

案件追訴期成關鍵

此案中，曹家人與檢察院的主要分歧在于案件是否過了追訴期。

檢察院認為，自秦燕紅拐走曹靜時，犯罪就既遂，因此追訴期從1988年開始計算，適用1979年《刑法》。

曹余華則認為，秦燕紅拐騙兒童的犯罪行為從拐騙之日起到被害人曹靜14周歲時一直處于持續狀態，追訴時效自曹靜滿14周歲即2001年8月11日起算，適用于1997年《刑法》關于追訴時效的規定。

1979年和1997年《刑法》均規定，拐騙兒童罪法定最高刑為五年有期徒刑，此類案件的追訴時效為十年。

北京市華泰（南寧）律師事務所廖志豪律師告訴極目新聞記者，對拐賣兒童罪（拐騙兒童罪），我國法律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本罪是一種狀態犯，其追訴期限應為拐騙行為完成或收買行為完成（被拐賣人置于收買人的實力支配之下）時起算；第二種觀點認為本罪屬于持續犯，其追訴期限應自被拐賣、拐騙人被解救或脫離收買者，或者被拐賣、拐騙兒童年滿14周歲時起算。本案發生于1988年1月10日，當時被拐騙人年齡為5個月，本案已經超過了追訴期限；按第二種觀點，被拐騙人年滿14周歲時為2001年，本案已也超過了追訴期限。

歷年《刑法》中，也規定了不設追訴期限制的情形。

1979《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自治區檢察院據此認為，本案案發時曹余華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已經立案，但因當時無法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實身份，公安機關立案后只發布協查通報，并未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故本案不屬于不受追訴期限限制的情形。

?廖志豪表示，1997年《刑法》將1979年《刑法》對此情形規定從“國家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以后”修改為“國家機關受理案件以后”。按前述第二種觀點，當時公安機關已立案，若有證據證明秦燕紅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行為，則可不受追訴期限限制。

律師呼吁完善立案程序

曹家的遭遇不是個例，“寶貝回家”尋子網創辦人張寶艷在擔任2018年全國人大代表時就建議，對拐賣兒童罪的追訴期進行修改，或者不設訴訟時效。當時，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在“寶貝回家”尋子網上，有四五十個家庭團聚后，卻因為過了追訴期無法對拐賣者追究責任。她認為，由于拐賣犯罪具有特殊性，拐賣犯罪對受害人造成的傷害是持續性的。被拐孩子生活在買主家里的這段時間，其實還是處于自身權益被侵害之中，對于被拐兒童家庭的侵害更是一直存在著。“只要被拐婦女兒童沒回到親人的身邊，這種侵害就會一直存在，但由于訴訟時效的限制，人販子基本上得不到追究。”

“受現實中的復雜因素影響，受害者家庭維權與追責并沒有想象中簡單。他們往往面臨三大難題：立案難，追訴難，定罪難。”中銀正道律師團隊撰文稱，在孩子被人拐騙、拐賣時，即使家屬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往往可能因為被拐證據不足而不予立案，只將其當作失蹤處理。等到多年后，即使孩子找回、有了犯罪者的線索，也往往因為時間跨度過大，要么因為追訴期已過、無法追究犯罪者；要么因為人事變化過多，偵查與證據搜集更為艱難，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對犯罪者定罪。

事實上，在找回孩子后，更多家庭選擇了妥協。如《失孤》原型郭剛堂的兒子找回后選擇和養父母一起生活，郭剛堂尊重了兒子的選擇。

曹縈并不認同郭剛堂的做法，她認為，在社會的高度關注下，郭父卻不愿意站出來去代表被害者去痛斥拐賣、拐騙的行為，不利于對違法者的懲治。

中銀正道律師團隊認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還有待司法部門就拐騙與拐賣兒童案出臺更細致的規定，完善相關立案程序，細化相關標準和條件，以便執法人員在辦案時，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對。有利于更為全面地解決司法定性難題，維護司法公正，合理維護受害者家屬的權益。

12月20日，曹縈將申訴材料寄至最高檢，這次的申訴材料增加了一封3000多字的舉報信及一封由法律專業人士撰寫的“陳情信”。

“陳情信”中寫道，嫌疑人拐騙兒童使其脫離監護人即成立犯罪，但犯罪的成立絕不意味著犯罪行為的終止。拐騙兒童并不是一個瞬時的行為，以誘騙方式將孩子拐走，不是犯罪行為的結束，恰恰只是犯罪行為的起始。

（文中除廖志豪、張寶艷外，其余均為化名）

關鍵詞： 兒童 拐騙 曹靜 追訴期 曹余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