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雙碳”一聲哨響，一個世界煤炭大國的轉型之路也正式啟程。在3月27日召開的2021中國實體經濟論壇上，談及如何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一問題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建議，建立“碳賬戶”，通過市場化交易實現賬戶平衡。然而，政策要改革，企業要效益，從過往走來，綠色產業一直在政府和市場間自我調整，試圖找到產業發展的最優解。

“碳賬戶”與長效機制

“針對我們需要實現的目標，這兩個約束條件也是指的兩條路，一條是高碳高增長，另一條是低碳低增長。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兩條路現在都走不通或不能走，剩下就是第三條路——低碳、零碳，然后較高增長。”3月23日，在《讀懂“十四五”》專家研討會上，劉世錦曾表示。

一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都對碳排放增量保持較高依賴度。據統計，我國單位GDP碳排放量，即每1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1984-1992年達到峰值，最高排放量約在0.006噸/美元。目前，即便我國碳排放增量出現下滑，但單位GDP碳排放量仍為美國近3倍。這也意味著，當前我國經濟增量對碳排放增量的依賴仍處較高位置。

如何實現碳中和目標?劉世錦建議，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同時，要盡快建立起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生態文明建設微觀基礎。建議以設立綠色發展賬戶為重點，爭取在構建生態文明建設微觀基礎上取得大的進展。

據介紹，從已有研究來看，綠色發展賬戶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GDP、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由這些要素形成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的資產負債表;把原先外部化的綠色收益和排放成本內部化，從而形成能夠反映經濟活動全口徑收益和成本的綠色發展賬戶;將綠色發展賬戶原理與投入產出表中的收入法計算方法相結合，建立起從全國和各級政府到企業、個人的綠色發展賬戶。

“設立綠色發展賬戶的核心是科學界定并落實相關主體在綠色發展中的產權與責任，并通過市場化交易實現賬戶平衡。”劉世錦表示，綠色發展賬戶建立起來后，也便于將“30-60”目標任務合理、準確地分解到各級政府、企業和個人，形成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表示，當前“碳賬戶”尚未落地，涉及具體環節，需要對不同產業領域排碳量進行綜合評估，過程相對復雜。就目前來看，比較直觀且容易實現的包括綠色債券等政策工具。

告別“老辦法”

眼下，“碳達峰、碳中和”已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今年3月公布的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截至目前，全國至少已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25省市、自治區在其年內披露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公開了關于“雙碳”目標的舉措。

然而，劉世錦也指出，“最近各個方面都行動起來了，但我們采取的辦法仍是從上到下層層分解任務目標的老辦法，基本上還是采取行政性的一些手段來實施。這種辦法有優點，行動比較快，短期之內也能見效。但必須看到指標的分配是不是公平合理，搭便車的成本較高、權衡性較差等”。

日前，國家發改委等多部委也表示，要推動提高鋼鐵、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紡織、造紙、皮革等行業綠色化水平。但北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院院長繆平也曾表示，由于我國能源結構中，傳統能源占比仍較大。短期內能源替代將帶來成本提升，這或將為企業帶來暫時性的發展“陣痛”。

早在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等七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國內各城市也曾掀起節能減排投資熱潮。然而，在當年審計署公布的10省份1139個節能減排項目審計報告中，有42家單位實施的44個項目未能達到預期節能減排效果，涉及專項資金15.87億元，官方解釋為“部分已完工節能減排項目因設計目標不符合實際、項目實施過程中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達不到預期的節能減排效果”。據了解，項目減排任務未達標的原因包括盲目建設、超前建設、編造虛假資料違規申請專項資金等。

在劉世錦看來，“推動碳減排是好事，但我們有些地方政府總是想有所作為，碳減排容易被濫用成為行政干預的一個借口，嚴重的時候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正常生活的運行，要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綠色金融助跑

“從全球來看，應該推動包括碳中和在內的綠色發展。近年來國內發展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場，但是生意不多、比較冷清，原因是光靠自愿減排的綠色發展很難持續。”劉世錦坦言，“我們包括減排在內的綠色發展基本上是依靠政策推動和道德感召，綠色發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具有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公益慈善性，但缺少一個可持續的機制。”

何為可持續機制?在林伯強看來，企業需要通過改革獲得收益，而政府也需要在交易價格方面進行系統性的改變，這個過程需要消耗巨大成本，合理消化改革成本也是可持續的應有之義。

“實現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資，要以市場化的方式，引導金融體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資支持。”3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圓桌會上表示。

事實上，當前我國已初步建立綠色金融體系雛形。2016年8月，央行、財政部等7部門印發《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大力發展綠色信貸，設立綠色發展基金，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動員社會資本支持地方發展綠色金融等。

目前，隨著投融資市場化推進，綠色金融效力逐步顯現。據統計，截至2020年末，國內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超過11萬億元。按照信貸資金占綠色項目總投資的比例計算，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每年可支持節約標準煤超過3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超過6億噸;同期，綠色債券發行也逐步迎來爆發期。據中金公司預計，我國年內綠色債券發行規模或將達到5000億-8000億元，創歷年之最，占全球發行規模的比重也有望躍升至20%-25%。

但鑒于綠色金融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制度配套仍不甚完備。中國投資協會咨詢委產融平臺綠創中心副主任郭海飛也指出，我國綠色金融相關標準還有待統一;由于市場需求存在差異，出臺的政策及法規也不夠全面;綠色金融發展種類尚且單一，信貸和債券規模仍較小，綠色保險發展也面臨不夠成熟、申請和審批程序較為繁瑣等問題;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業績考核要求也有待加強。以綠色信貸為例，銀行并沒有將項目發展環境影響評價作為貸款發放條件的條款或指標，對于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和綠色環保企業的貸款申請、審批和利率方面，基本一視同仁，看中追求的單純是收益，并沒有將節能減排效益作為前置條件。

關鍵詞： 雙碳 煤炭大國 轉型之路 啟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