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靈活就業再添“加減法”。為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落實保居民就業任務，7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拓寬靈活就業發展渠道，優化自主創業環境，加大對靈活就業的保障支持;同期，北京、寧波和上海等地方層面也在密集部署拓渠道、穩就業等政策措施。前述政策在服務費、稅收等相關“減法”政策優惠下，明確通過擴大貸款范圍、新增就業形態、加大補貼力度等“加法”政策加持，護航靈活就業在全國落地生根。

政策就位 定調靈活就業

“從就業的角度來說，今年是個特殊的年份。”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王鵬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日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564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2.7%，6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同比增長0.8%;而根據教育部統計，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達874萬人。

一邊是疫情對經濟下行影響余波未消，一邊是大量勞動力涌入人才市場，國內仍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

前述《意見》提出要鼓勵發展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同時，從多方面為靈活就業方式的實現爭取更多保障。例如在財稅層面，對于從事個體經營的下崗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按規定給予創業擔保貸款、稅收優惠、創業補貼等政策支持;對就業困難人員、離校兩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從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規定給予社會保險補貼。

今年5月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曾39次提及“穩就業”并將其作為托底民生的重要保障。政策定調下，地方層面也在密集部署措施鼓勵居民靈活就業。

例如，7月23日，寧波推出鼓勵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新政，允許電子商務、網絡約車、網絡送餐、快遞物流等新業態企業的從業人員可按規定先行參加工傷保險;7月27日，北京出臺穩就業保就業措施，鼓勵企業采取共享用工、非全日制等靈活便利的用工方式，滿足復工復產需要;支持新業態企業通過勞務外包、加盟協作等方式吸納就業;積極提供靈活就業供需對接服務，鼓勵個人通過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形式實現就業，更提出靈活就業補貼期滿仍未就業可享一年延期。

共享員工作引 補缺用工市場

穩就業政策打底，關于靈活就業的嘗試卻已遍地開花。從各地發布的鼓勵實踐方案看，除傳統策略外，穩就業在疫情初期早已走向“線上+線下”聯合補缺的新階段。

今年初，作為全國就業蓄水池的中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路遇“黑天鵝”。據公開資料顯示，自2020年初以來不完全統計，全國注銷的企業數量已超80萬家。疫情防控工作帶來的停工停產招致現金斷流，企業端大量裁員。國內失業率曾于今年前兩月攀高至6.2%。

然而，疫情之下，危機并存。彼時適逢春節假日，拓展訂單、擴大需求成為部分線下餐食企業的立身剛需，而疫情疊加節假日，用工荒則成為其無法繞過的洼地。2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著名新零售平臺公司盒馬鮮生發布“招工令”，率先提出“共享員工”的提議。短短幾日，盒馬即從32家企業“招兵”1800余人，開啟了一輪疫情期靈活就業的浪潮。

面對企業擴大訂單迎頭追趕、閑置人力資本急尋出路的現狀，政策端閘門逐步開啟。2月人社部專門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了政策口徑，對開展“共享用工”模式加以指導。明確“共享用工”不改變原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原用人單位應保障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社會保險等權益;3月17日，國常會提出，聚焦養老、托育、家政等就業潛力大的領域，發展線上線下融合的生活服務業;支持發展共享用工、就業保障平臺，為靈活就業者提供就業和社保線上服務等。

作為疫情期間涌現的新興靈活就業方案，“共享員工”的產生僅是管中窺豹。一季度數據顯示，我國2058萬互聯網平臺靈活就業者中，已涌現796萬網約車司機、455萬快遞和外賣員、114萬網絡主播、80萬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從業者。

據美團日前發布的《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通過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總數達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其中，來自國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新增騎手近8萬人。近四成騎手有其他職業，包括舞蹈演員、導演、企業中層管理者、金融從業者、軟件工程師等。而在疫情期吸納的二產、三產從業人員中，35.2%的騎手曾是工廠工人，31.4%曾為創業者或個體工商者。

勞務合同蜂擁 聚焦權益保障

據盒馬鮮生員工介紹，作為騎手，工作內容是為平臺提供派送服務，但勞動合同是與第三方單位簽訂。身邊也有不少兼職做騎手的同事，他們與平臺方之間的聯結是，平臺方按日向其撥付薪酬。但兼職與全職員工的不同之處在哪里卻并不清晰。

“對我們來說，除基本績效工資外，只是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然后統一通過外包服務外賣平臺。但我們并不太清楚的是，公司有沒有在幫忙繳納社保等資費，只知道我每月需要繳納一份意外險。”另一名外賣騎手表示。

近日，人社部再印發《關于開展人力資源服務行業促就業行動的通知》，重申開展促進靈活就業服務。進一步拓展和優化人力資源服務外包等業務，提供招聘、培訓、人事代理等精細化服務;建立用工余缺調劑平臺，為階段性缺工企業提供供需對接服務;廣泛發布短工、零工、兼職及自由職業等各類需求信息，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

除了新經濟浪潮下的靈活就業，部分傳統銷售行業也借勢起飛，但面對靈活就業浪潮，雇傭方也呼吁明晰雙方權責。

疫情期，廣州市民李女士在企業降薪裁員前選擇辭職創業，注冊了一家酒業營銷咨詢公司。在她看來，與之前相比，初創公司規模較小，固定成本和人員成本能節省不少。“對我們來說，有很多類似降房租的優惠政策可以申請。在既有業緣的基礎上，是一次機遇。作為銷售行業，未來我們也想考慮靈活用工，聘請兼職人員。但不知道是否需要為他們繳納基本社保，企業端還要再負擔什么?”

“擇業過程中，勞動者需要與企業明確簽訂勞動合同方是誰，如果碰到無法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需要工資和社保證明確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對于與第三方主體簽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要注意留存證據，證明存在勞動關系。但凡簽訂了勞動合同，企業方則有義務為其員工繳納基本社保。”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提醒。

此外，北京知誠社會組織眾扶發展促進會會長任壯進一步表示，鼓勵靈活就業新形勢下，對于部分從事非全職工作的勞動者而言，當與相關企業方簽訂勞務合同。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曾發文分析，與勞動合同不同，勞務合同屬民事合同，勞務關系的雙方當事人之間對勞務報酬等各項條款均可自行協商，法律很少干預。勞務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國家干預的情況。

關鍵詞： 政策就位 靈活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