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買馬、鏖戰IPO、再造一個“阿里巴巴”等等，這些都是孫正義對2019年的“愿景”。

直到今年8月份Wework的招股說明書遞交之前，整個故事尚在孫正義的劇本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只估值470億美元的獨角獸將成為2019年美股的第二大IPO，紐交所可以借此對抗更受科技企業青睞的納斯達克，軟銀第二支愿景基金的招募也能更有底氣。

然而，經歷了Uber破發和Wework的IPO鬧劇后，這位資本賭徒罕見地展現出他的焦慮，并在接受《日經商務周刊》采訪時，稱對自己的投資成績感到“羞愧和緊張”。

孫正義的軟銀帝國如今正陷入共享經濟的怪圈，兩場關鍵戰役的滑鐵盧，也為2.0版愿景基金的打造蒙上了陰霾——據彭博社報道，最大金主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現在只打算把投資利潤再投資其中;阿布扎比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則考慮把對軟銀新的愿景基金注資承諾降至100億美元以下。

截至10月11日，軟銀股價由今年5月份最高位的27.94美元跌去近三成至19.56美元。

10月14日，據外媒報道，消息人士表示，軟銀已擁有WeWork三分之一的股份，但仍計劃投資數十億美元幫助該公司開展一攬子融資計劃。

顯然，作為地球上最瘋狂的資本玩家，孫正義并未氣餒。在采訪中，談及這兩場失利，他仍顯得云淡風輕：“這些公司將在10年內產生可觀的利潤，與之前相比，今天到處出現的小危機只不過是小孩子的游戲。”

“毒角獸”之殤

“在戰斗中，瘋狂比聰明要更好，WeWork 仍然不夠瘋狂。”

這是兩年前孫正義在參觀完公司總部后給創始人亞當·諾依曼的建議，“現在的估值很便宜”，他在iPad上草擬了一份44億美元的投資協議：“WeWork可能價值幾千億美元。”——這是繼Uber之后，軟銀的愿景基金對共享經濟的再次押注，并在隨后兩年間，將總籌碼提高至104億美元。

兩年間，微軟、Salesforce、三星、Facebook等一眾巨頭相繼進入Wework的客戶名單之中、其版圖擴充至29個國家、111個城市的528個辦公地點、并擁有紐約、倫敦最大辦公地產租賃者的光環。

美國西岸的舊金山，Uber則被迫收下了軟銀90億美金的支票——去年11月，孫正義曾公開警告Uber：如果無法達成他想要的交易，就會轉而支持其競爭對手Lyft。

在軟銀的資本加持下，Uber和Wework的估值曾分別高達470億美金和740億美金。但這一次，對于軟銀慣用的手法，二級市場給出的回應卻是：估值倒掛。

在5月9日的軟銀財報發布會上，孫正義剛信心滿滿地透露了第二支愿景基金的募資進程，令人尷尬的是，一天后，Uber敲鐘后的股價便收跌逾7%。截至10月11日，Uber較45美元的發行價已然下跌超過30%。

上市以來，Uber還進行了兩次大規模裁員。7月，營銷團隊約400人被辭退;9月，工程和產品團隊被裁435人，總數占到整個公司員工數量的8%。此外，Uber第二季度財報顯示，其凈虧損超過50億美金，創下迄今為止單季最大虧損。

與之相比，Wework的IPO之路則更加離奇。自遞交招股說明書以來，華爾街對WeWork的質疑便與日俱增，其估值直線下調至100億到150億美元，跌了近三分之二，并計劃延遲到年底上市。

罪魁禍首正是曾被鼓勵“更加瘋狂”和寄予厚望的諾伊曼。一方面，WeWork的狂飆猛進建立在以虧損為代價的擴張上;另一方面，諾伊曼不僅購買多處豪宅，并反租給WeWork獲利，他又在今年7月通過出售股票和舉債的方式高額套現逾7億美元。此外，這位公司CEO還創建了“The We”的品牌，然后出售給自己的公司，從中賺取價值590萬美元的股票。

最終，這場鬧劇以孫正義支持董事會罷免諾伊曼而落幕，諷刺的是，罷免的理由是令人熟悉的“過于瘋狂”。

逆流而上

“Uber、Wework幾乎一文不值。”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里森說。

在他看來，這些獨角獸僅套著一個科技的外殼，“WeWork從我這里租了一棟樓，然后裝修一下，接著再轉租出去，然后對外宣稱，我們是一家科技公司，我們的目標是技術多樣性。太可笑了。”

而在孫正義的投資圖譜中，以從事芯片制造的ARM和機器人公司波士頓動力等企業將成為未來科技浪潮中的先鋒，而以Uber、Wework為代表的新型商業模式同樣將改變未來的社會生態，這是他下注的底層邏輯。

但與前者的硬核科技相比，共享經濟正陷入一個怪圈。

一方面是愿景基金兇猛強勢的投資方式。為了擠走其他風投資金并一步到位，孫正義往往一次性投入大量資金以獲得最少20%的大額股權和高額投票權;通過資金扶持，推動企業規模快速增長，占據市場份額，利用成長性來彌補溢價。

另一方面，在創投圈里那個看重情懷的時代已然逝去。回溯2017年，彼時的WeWork剛在新加坡開設了第200家分店，而愿景基金亦完成了千億美元的募資，成為孫正義麾下最精銳的創投軍團。在此背景下，孫正義與諾伊曼這兩位賭徒一拍即合，WeWork跟隨軟銀“閃電戰”的步伐，從而走上瘋狂的擴張之路。

在這場類似德州撲克的資本游戲中，軟銀聯合摩根大通、高盛共同背書以做大自己的底牌，企圖讓市場相信WeWork擁有光明的未來。但實際情況卻是，從Lyft、Uber到Slack，2019年上市的科技類獨角獸公司股價紛紛折戟，讓對手開始更看重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時間表，不再愿意對于這類新型商業模式的故事買單。

曾一力改寫創投圈規則的軟銀帝國，如今還面臨著內部的質疑——據《金融時報》報道，在2.0版的愿景基金中，分配給軟銀員工的投資額度已超過150億美元，而據內部人士透露，高管們遭到了積極的勸阻、讓他們不要用自己的現金來投資，在員工為這些貸款感到擔憂之際，愿景基金支持的這類技術投資展現出的風險似乎已大幅上升。

盡管在公開場合，孫正義仍是一如既往自信和狂熱，但事實上，這位投資之神已經日趨保守。

比如腳步的放緩——今年1月初，軟銀原本計劃投向Wework的160億美元突然下調至20億美元，有意推遲其IPO的步伐。縱觀近幾年來的投資，孫正義也不再執著于搶占首輪門票——在WeWork第8輪融資、滴滴第11輪融資、Uber第12輪融資、Flipkart的第10輪融資時，愿景基金才入場。

當然，孫正義的野心并未就此熄滅。

正如他的偶像坂本龍馬——這位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家，其逆流而上的勇氣一直讓孫正義備受鼓舞：“在我的辦公室里，有一張尺寸如真人大小的坂本龍馬照片。每天早晨，當我走進辦公室時，他會提醒我必須做出配得上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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